2026年4月10日，深圳大学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周海超课题组协同国内外的疾控、医疗、高校和科研等多家机构，在国际知名鸟类学期刊《Avian Research》发表了题为“Migratory birds as global pathogen vectors: Ecological roles, transmission pathways, and emerging zoonotic risks”的系统综述论文。该研究全面评估了迁徙鸟类在全球病原体跨区域传播中的生态角色，解析了环境驱动因子对疾病流行动力学的影响，并提出了基于“全健康”（One Health）理念的防控框架（图1）。

图1 论文已在线发表及有关迁徙候鸟疫病动态与生态学多重因素影响示意图

鸟类迁徙是自然界最宏大的生态现象之一，迁徙候鸟通过连接不同大洲的生态走廊（如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EAAF），在能量流动和营养循环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然而，迁徙行为也使鸟类成为多种传染性病原体（包括病毒、细菌、媒介生物病原体和真菌）的远程携带者和媒介。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及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鸟类迁徙路径与城市化区域的重叠日益增加，显著提升了新发人畜共患病的爆发风险。

本研究通过对2015-2025年间全球163项相关研究的文献计量和数据分析，系统揭示了迁徙鸟类携带病原体的分类特征与地理分布规律（图2）：

病原体谱系广泛且以病毒为主：在记录的162个病原体实例中，病毒类占比最高（45.7%），其中禽流感病毒（AIV）和西尼罗河病毒（WNV）是研究核心；细菌（24.1%）和媒介生物病原体（17.3%）紧随其后。

禽流感病毒传播网络复杂：亚洲被识别为AIV传播的核心枢纽，H5N1、H7N9等亚型通过主要迁飞区向欧洲和北美扩散。迁徙候鸟作为自然宿主，通过与家禽、人类及其他哺乳动物的接触，构成了复杂的跨物种传播链条。

细菌病原体的人类健康威胁：以沙门氏菌、空肠弯曲菌和致病性大肠杆菌为主的肠道细菌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研究发现迁徙鸟类在远距离传播多重耐药（MDR）细菌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将环境污染风险延伸至全球尺度。

监测强度的地理差异明显：目前的监测主要集中在北半球（欧洲、亚洲和北美），而生态关键的非洲和南美洲监测数据严重不足，存在巨大的全球生物安全监控盲区。

图2  迁徙鸟类病原体分类学与区域趋势分布情况（2015-2025年）

同时，本研究重点探讨了气候变化如何通过多重生态机制放大疾病风险（图3）：

① 温度效应：气温升高导致鸟类迁徙时间提前或滞后，改变了宿主与病原体的时空匹配关系，同时，暖冬延长了蜱虫等媒介的活动期，加速了病原体在种群内的复制速度；

② 生境破碎化：湿地萎缩迫使迁徙鸟类在有限的停歇地高度聚集，增加了种间接触频率和免疫应激，从而加速了病原体的溢出风险；

③ 极端天气：干旱和风暴会扰乱既定的迁徙路线，导致携带病毒的候鸟非正常扩散，多个跨洲际传播案例均与极端气象事件直接相关。

图3 气候变量及其对候鸟病原体生态的影响

图4 候鸟人畜共患疾病的集成式监测与预防方法，包括实地监测、分子学方法、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技术、生态数据分析以及健康监测等

最后本研究强调，应对候鸟传播疾病的风险不能仅局限于单一学科，必须构建集生境保护、生物安全管理与数字化监测于一体的“全健康”综合体系（图4）：加强全球合作监测：填补全球南方迁飞区的监测空白，利用全基因组测序、生物追踪（Bio-logging）等先进技术实时追踪高风险病原体的进化动态；提升生境质量：通过湿地修复减少鸟类因过度拥挤产生的生理应激，从源头降低病原体排放量；跨部门协同防控：建立野生动物管理、畜牧兽医与公共卫生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对潜在疫情的早期预警。本研究不仅是学术上的系统梳理，更是多部门联动与国际合作的典范。研究汇聚了来自公共卫生、生态环境、临床医疗等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共同破解候鸟迁飞过程的疾病传播机制。

深圳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博士后 Nazia Mahtab 为第一作者，周海超为论文通讯作者。本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深圳市科技创新局项目和深圳医学研究专项资金等资助。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avrs.2026.100377